贺贤土此次获奖，是凭借他和团队多年来在激光驱动惯性约束聚变（ICF）和高能量密度物理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贺贤土就为我国的ICF研究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为中国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的ICF研究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8年，时年51岁的贺贤土刚刚结束为期一年半的出国访问。回国后，他先后被任命为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科技委副主任和副所长，主管ICF的物理理论研究。
此时的贺贤土，已经在科学的天地里耕耘半生，更在核武器理论研究中立下累累功勋。但承担这项任务时，他还是感到了肩头的重量。
所谓“激光驱动惯性约束聚变”，是实现受控核聚变的一种途径。这一领域的研究，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综合实力。当时世界上，美国、欧盟、法国（单独）、俄罗斯、日本等，都在竞相拓展对ICF的认识和研究。
与此同时，我国的ICF研究基础却十分薄弱，既缺乏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也没有足够经费。贺贤土找到王淦昌先生，请他上书中央，把ICF研究纳入国家“863”高技术计划。
1988年11月，王淦昌、王大珩、于敏三位院士联名致信中央领导。不久后，李鹏总理约见了王淦昌、王大珩、于敏、邓锡铭、贺贤土五位科学家，听取了专门汇报，并同意将ICF研究纳入“863”计划。在总理指示下，ICF总体规划和立项论证专家组成立，贺贤土任组长，并执笔起草了我国ICF总体发展战略报告。
1993年3月，“863”计划直属的ICF主题专家组正式建立，贺贤土先后任秘书长和第二任首席科学家，并从1996年全面负责中国的ICF主题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的ICF研究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突破了大量关键科学与技术难点，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在原本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独立自主的ICF研究体系，并获得了间接驱动和直接驱动出热核中子的重要进展。
因年龄关系不再担任首席科学家后，这位年逾八十的科学家依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近年来，他还提出了不同于国际上现有ICF点火途径的新型混合驱动点火模型，备受国际同行关注。
一生报国难掩光辉
贺贤土于1937年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一个普通家庭。25岁那年，他从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本应留校担任助教，却在11月时突然接到通知，被改分配到北京“一个重要的国家单位”。
出于保密缘故，调令上的措辞非常含糊，即将报道的单位似乎也与贺贤土所学专业并不对口。但面对国家的召唤，贺贤土没有犹豫，按期到北京报到。经过几个月漫长而严格的审查后，他进入了核武器研究所，从此开始了注定不凡的一生。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贺贤土接到了一个重要课题：研究和计算原子弹的过早点火概率。原子弹在达到高超临界状态时，可能会在预定点火时刻之前出现过早点火。
过早点火的概率是原子弹研究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曾有多位专家在不同的物理模型下计算这个问题。初出茅庐的贺贤土，勇于另辟蹊径，经过近一年的时间，给出了方程的数值计算的物理方案。他和一位从事计算数学的同事汤礼道合作，编写了计算机程序，精确算出了过早点火概率，这项成果不但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过程中得到应用，也在此后的核武器设计与试验中一直被应用。此后，贺贤土参与了氢弹研制相关工作，他带领小组负责物理研究、设计出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核装装置，并分解研究氢弹一些重要物理过程进行近区测试实验，热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一时期他最辉煌的成就，是突破了中子弹原理并掌握了中子弹的研制技术。
在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贺贤土不断根据国家需求调整研究方向，深入钻研，不懈努力，在每一个研究方向上都获得了突出成就。
贺贤土发表科学论文达数百篇，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部委级奖8项。1992年获光华科技基金奖一等奖，2000年获何梁何利奖，2001年获国家“863”计划突出贡献先进个人奖。
贺贤土一生功绩卓著，但由于保密等原因，他很少接受宣传报道，许多贡献鲜为人知。但人们不会忘记这样一位为祖国、为人类挥洒心血、倾尽智慧的科学家。
2018年9月25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将一颗编号079286的小行星命名为“贺贤土星”。一年后的9月26日，他又站在了爱德华·泰勒奖的领奖台上。无论天上地下，“贺贤土”这个名字，都是这般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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