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念过语文课本后，我们都能轻易知道，这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满腹经纶，于诗词歌赋上皆有涉猎，但我们不曾知道的是，这位大家曾封王拜相，一度成为北宋朝堂炙手可热的人物，但可惜最终仍遭罢黜。而要追溯这场变劫的根源，不如从一场变法开讲。
公元1067年即治平四年，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次年改国号熙宁。作为一位颇有野心的皇帝，宋神宗一直致力于恢复汉唐旧疆，奈何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此时的大宋内优外患，危机四伏，赵顼面对的国情实则是一堆烂摊子。阶级矛盾尖锐，大地主豪强土地兼并严重，耕者无其田，农民运动频繁；民族对立严重，北宋与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发生战争；官僚集团内部斗争，改革派和保守派摩擦不断；三冗危机严重，恩荫制下的冗官、募兵制下的流民冗兵和议和下的岁币大大加重了财政支出。
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其实最根本无外乎西北边患，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掉西夏就行了。可西夏不是撮尔小国，不是一句话就能灭得掉的。宋神宗表示，我很难，真的很难。同样，时任宰相、一直有着“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也在为如何“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而努力。王安石表示，我很愁，真的很愁。于是，两个人于朝堂相望，惺惺相惜，一场上位者需要发奋图强、政治家需要实现理想抱负的变法一触即发。
就这样，变法轰轰烈烈的开始了。宋神宗给予王安石足够的权力和信任，王安石以此推行一系列财政政策来创造财政盈余，并以此为筹码拉拢官僚阶级并改组军队，继而推行对西北的扩张战略。这波交易算得上合情合理，各取所需，事实的发展也确实尽得人意。
从宋神宗角度来看，积贫积弱的局面确实有所改观，军事战斗力得以加强，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而对王安石来说，长期在地方的治理经验让他改革措施很接地气，很多变法内容也按部就班的得以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得以实现。两个人都表示，很圆满。
但是北宋的官场规则里有这么一条：极少能有宰相长期居于中枢，在王安石之前，北宋名相如赵普、寇准、韩琦这种级别的宰相都是几进几出，连续为相时间很短，累计时间也通常不超过十年，王安石当然也不例外。即便在变法之初，出于改革延续性的必要，王安石所主张的新学被定为了官学，占据了意识形态主流。但在变法后期，保守派汹涌而至，王安石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排挤，以至辞相复又罢相。
党派相争的失败，固然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导火索，但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在合理的区间下解释这一事件，用假设用推断来解释，难免会有一种阴谋的论断。因为当新法逐步推行，北宋财政盈余逐渐增多，北宋对西北的布局逐步实现，作为上位者的宋神宗所想要的一切已然达成，他的权力逐渐稳固，平衡各方面政治势力的手腕逐渐熟悉。于是，他需要的一个新的交易对象，总体要求就是十分听话，必须既能支持新法，又不主导新法。所以他很自然地选择踢开昔日伙伴王安石，自己单干，结束这场交易。王安石下台后，长期盘踞相位的不是吕惠卿、章惇这样的新法干将，而是王珪这样的“三旨相公”便是最好的佐证。
所以从本质上来讲，这场变法的领军人物王安石，实则是上位者以天下为盘，落下的一颗棋。至于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上台，新法被全盘否定这一事件，则是这盘棋的全部终结。
黄仁宇说，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但历史没有如果，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既定发生的历史事件，也注定着事件主要人物的历史悲剧。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也注定是北宋文官集团改革派梦想的彻底幻灭，而北宋又再次陷入了党争的末代历史死循环，实乃憾事。
